尽管私人关系紧张，但两个人在工作上的配合出奇的好。

这个事实是在项目进入深化阶段后逐渐显现的。第一次联合工作坊上，江寻在台上讲方案，沈与时在台下听。甲方问了一个很刁钻的问题——“你们这个方案，如何平衡老城区保护与开发强度的矛盾？”这个问题江寻已经想过很多遍了，在他的笔记本里有好几页的推演，从城市规划的宏观尺度到建筑立面的微观细节，他都有答案。但他还没开口，沈与时先说了。

沈与时站起来，走到投影幕前，拿起激光笔，指着图纸上的一块区域。“老城区的肌理特征是窄街巷、小地块、低层高。我们的策略不是打破这种肌理，而是延续它。商业动线放在地下，地面只保留人行尺度的小店铺。开发强度往下走，不往上走。”他的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楚。他的手指在图纸上移动，从一条街巷移到另一条街巷，从一个地块移到另一个地块。他的逻辑很清晰，像一条被拉直了的线，没有分岔，没有弯折，从起点到终点，一口气走完。

江寻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他说的那些内容，是自己笔记本里写过的。他什么时候看的？也许是上次汇报的时候，也许是更早，在他还不知道的时候。他看了，记住了，在甲方提问的时候替他说了。这种默契让江寻觉得很陌生，又很熟悉。陌生是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和任何人有过这种默契了。六年来，他习惯了独自工作，独自思考，独自做决定，独自承担后果。他的副手周工是一个很靠谱的人，但他们之间的配合只是“他交代任务，周工执行”，不是默契。默契不需要交代，不需要解释，不需要语言。你一个眼神，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你一个动作，我就知道你要做什么。他和沈与时之间有这样的默契。它被压在六年的沉默下面，压了太久，但没有被压死。它像一颗种子，在土里埋了六年，没有水，没有阳光，没有空气，但它没有死。它只是睡着了。现在它醒了。

项目组的同事开始注意到了。周工在茶水间接水的时候，跟结构组的组长说：“你有没有发现，江总和沈总配合起来特别顺？每次他们讨论方案，都不用说太多话，一个画一条线，另一个就知道那条线是什么意思。”结构组的组长端着杯子，想了想，说：“他们以前是不是认识？”周工说：“不知道，没听江总提过。”他没有说的是，他见过江寻看沈与时的眼神——很短，很快，像一道闪电，亮一下就灭了。但那道闪电的光很亮，亮到他的眼睛被晃了一下。他看到了江寻眼睛里的东西——不是恨，不是怨，是某种更深的、更复杂的、像河流一样的东西。他看不懂。

每次讨论方案，两个人都会争执。不是那种面红耳赤的争吵，是那种冷静的、理性的、像两个棋手在对弈的争执。江寻说：“这个立面应该用红砖，老城区的记忆是红色的。”沈与时说：“红砖太暖了，和周边的玻璃幕墙不协调。用灰砖，退一步，让老城区自己说话。”江寻说：“灰砖太冷了，像监狱。”沈与时说：“监狱也有它的美感。”两个人都笑了。不是礼貌的笑，是那种“我不同意你，但我欣赏你”的笑。他们像两个在吵架的老朋友，吵完之后，方案变得更好了。红砖和灰砖都不用了，他们找到了第三种材料——一种暖灰色的陶板，在阳光下会变颜色，从浅灰到暖灰到淡红，像一天中的光线变化。

争执之后，他们会在方案上找到一个折中点，或者一个突破点，或者一个两个人都没想到的点。那个点像一颗被埋在地里的宝石，他们一个人挖不到，但两个人一起挖，就能挖到。江寻负责挖左边，沈与时负责挖右边。他们不说话，但他们的铲子挖到同一个深度，挖到同一个方向。宝石露出来了，阳光照在上面，折射出很多种颜色。江寻看着那些颜色，想起高中时他们一起做数学题——他写一种解法，沈与时写另一种解法，两种解法不一样，但最后得出了同一个答案。那些年的默契没有消失，它只是被压在了六年的沉默下面。沉默很重，重到像一座山，把默契压在最底层。山没有移开，但它裂开了一条缝。光从缝里照进来，照在默契上。它还在，它没有死。

有一次，项目组开完会已经很晚了。所有人都走了，会议室里只剩下江寻和沈与时。江寻在收拾图纸，把图纸一张一张地叠好，放进文件夹里。他的动作很慢，很仔细，像一个在做一件他不想做完的事情的人。沈与时坐在椅子上，看着他的手指，那五根修长的、骨节分明的、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手指，在图纸的边缘轻轻地压了一下，把卷起的角压平。

“江寻。”沈与时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我们以前也是这样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