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会议之后，江寻连续三周没有出现在任何有沈与时的场合。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，项目很大，涉及很多部门、很多人、很多会议。甲方和乙方之间的沟通频繁到每天都有邮件往来，每周都有例会，每两周都有方案汇报。江寻是总设计师，按照正常的流程，他应该出席所有这些会议，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个项目的设计理念、技术难点、进度安排。但他没有出席，他让副手去了。

周工每天抱着图纸和笔记本，在各个会议室之间穿梭。他回来的时候会把会议记录放在江寻的桌上，江寻会翻开看，看沈与时说了什么，提了什么意见，对哪个方案比较满意，对哪个方案不太满意。他把沈与时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心里，像一个在收集情报的人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——沈与时说“这个立面太复杂了”，他在图纸上把立面的线条简化了。沈与时说“这个颜色不太对”，他在色卡上重新挑了一个颜色。沈与时说“这个阳台太大了，成本太高”，他的笔尖在“阳台”两个字上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往下看。

周工有一天忍不住了，站在江寻的办公桌前，推了推眼镜。“江总，甲方那边问您什么时候能亲自参加一次会议。他们说，有些问题周工做不了主，需要总设计师确认。”江寻低着头在画图，他的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，画一条很细的、微微弯曲的线。那条线是阳台的栏杆，他已经画了很多遍了，每一遍都不一样。这一遍的弧度比上一遍大了一点，大到刚好能让一个人把手臂搭在上面，看远处的天空。

“你告诉他们，我最近在赶另一个项目的图纸，没时间。”江寻说。他的声音很平，平到像一个人在念课文。他的笔没有停，继续画那条线。

周工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他转身走了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停了一下，回头看了江寻一眼。江寻还是低着头在画图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他身上，把他的白衬衫照得像一张半透明的纸。他的背影很瘦，很直，肩胛骨在衬衫下面突出来，像两块锋利的、会硌人的石头。周工想：江总最近是不是太累了？他好像瘦了。他没有说，关上门，走了。

江寻不知道的是，沈与时每次开会都会问同样的问题——“江总今天不来吗？”周工每次的回答都一样——“江总在赶另一个项目的图纸，实在走不开。”沈与时听到这个回答的时候，表情没有任何变化，平静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。但他的手会动——他会拿起桌上的矿泉水瓶，拧开盖子，喝一口水，再把盖子拧上。这个动作他每天会做很多次，多到他自己都没意识到。但如果有人统计，会发现他每次问完“江总今天不来吗”之后，喝水的概率比平时高了很多倍。他在用喝水来压住一些东西。那些东西说不出口，只能压下去，用水，用瓶子，用拧盖子的动作。

第四周，沈与时报堵在他公司楼下。

那天江寻加班到很晚。项目进入了关键阶段，方案需要大改，甲方的意见很模糊——“这个感觉不对，但我也说不上来哪里不对。”这是甲方最让人头疼的意见，没有指向，没有标准，没有答案。他只能一遍一遍地试，一遍一遍地改，一遍一遍地推翻自己，从头再来。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图纸，图纸上画满了线，线很密，很乱，像一个在迷宫里走了很久的人留下的痕迹，每一条路都走过，每一条路都是死路。他把图纸揉成一团，扔进垃圾桶。垃圾桶满了，纸团掉在地上，滚到了桌子底下。他没有捡。

他走出办公楼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。广场上空荡荡的，路灯还亮着，橘黄色的光把地面照得像一个大大的、温暖的圆盘。他站在门口，把外套的拉链拉到最上面，风很大，吹得他的头发乱飞。他低着头的，看着地面，走得很慢，像一个在思考问题的人，每一步都走得很重，像是要把答案踩出来。

然后他听到了一个声音。

“江寻。”

他抬起头。沈与时站在路灯下，穿着那件深灰色的大衣，没有系扣子，里面是黑色的高领毛衣。他的脸被橘黄色的光照亮了，一半在光里，一半在影里。光的那一半是暖的，影的那一半是冷的。

他站在那里，不知道等了多久。也许是一个小时，也许是两个小时，也许是从傍晚就开始了。他的大衣上有一层薄薄的露水，在灯光下反着光，像一层很细很细的、透明的糖霜。他的头发也被露水打湿了，额前的碎发贴在额头上，像刚洗完澡没擦干的样子。江寻看着他的头发，想：他等了很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