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个月，信断了。

江寻等了一周。没有信。他告诉自己：可能是寄丢了。国际邮件嘛，漂洋过海，经过很多个国家，很多个城市，很多个邮递员的手。也许是在某个中转站被放错了格子，也许是在海关被抽查了，也许是被雨淋湿了地址看不清了，也许是被风刮到了地上没人捡。有很多种可能，每一种都很合理。他选了最合理的一种——寄丢了。不是他不想写了，是信丢了。信是纸做的，纸很脆弱，怕水，怕火，怕风，怕时间。时间久了，纸会发黄，会变脆，会碎成粉末。他的信不是碎了，是丢了。丢了的意思是——还在这个世界上，但在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，在一个他找不到的地方，在一个信和收信人之间的、看不见的、摸不着的、像黑洞一样的地方。他相信信还在，沈与时还在，沈与时的字还在。他只是看不到。

他等了第二周。没有信。邮递员的摩托车每天早上十点左右经过巷口，引擎的声音很大，突突突的，像一个在咳嗽的老人。江寻每天九点五十分就下楼了，站在信箱前面，等。信箱是铁皮的，绿色的，漆面斑驳，锁已经坏了，不用钥匙就能打开。他把信箱的门拉开，里面是空的。他把手伸进去，摸了一圈，指尖碰到铁皮的冰冷和灰尘的粗糙。什么都没有。他把信箱的门关上，上楼，坐在床沿上。他告诉自己：也许是这周没有写。沈与时很忙，刚去国外，要适应新的环境，新的语言，新的学校，新的人际关系。他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没有时间写信。不是他不想写，是他太忙了。忙完了就会写的。他会的。

他等了第三周。没有信。他告诉自己：也许是邮路出了问题。那个国家的邮政系统效率不高，经常丢件。他在网上查了那个国家的邮政投诉电话，存进了手机通讯录，但他没有打。他不会说那个国家的语言，他怕打通了之后，对方说了一串他听不懂的话，然后挂掉。他连“你好”都不会说，更别说“我的信丢了”。他把手机放下，打开和沈与时的对话框。上一次对话是四个月前，沈与时发的“再见。不是永远的再见。”他回了一个“嗯”。他看着那行字，想再发一条消息，但他不知道该发什么。发“你还好吗”？太轻了。发“你为什么不写信了”？太像质问。发“我想你了”？太重了。他的手指在键盘上悬了很久，最后他没有发任何消息。他把屏幕关掉，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。

他等了第四周。一个月了。没有信。

他开始怀疑。不是怀疑信丢了，是怀疑沈与时不想写了。这个想法像一根针，扎在他的心里，不大，不深，但扎的位置很准，正好扎在心跳最用力的那个地方。每一次心跳，针就往里扎一点。心在跳，针在进，血在流。他不喊疼，因为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身上有一根刺。他把刺藏在衣服下面，藏在皮肤下面，藏在肌肉下面。没有人知道他有刺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他知道刺在哪里，知道它有多深，知道它扎进去的时候会疼。他每天都会摸一下那个位置，确认刺还在。刺在，疼就在。疼在，他就在。

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。从晚上写到凌晨，从凌晨写到天亮。纸用了很多张，笔换了很多支。他把所有想说的话都写进去了——从初中第一次在红榜上看到沈与时的名字，到高中开学第一天沈与时拍他的肩膀，到沈与时把牛奶放在他桌上，到他们在天台上共享一对耳机，到沈与时说“我喜欢你”，到沈与时说“我要走了”。他写了很多，多到他的手都酸了，多到他的眼睛都花了，多到他的字从工整变得潦草，从潦草变得看不清。他把信纸一张一张地摞起来，摞成了一本很薄的书。书名没有写，作者是他，收件人是沈与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