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与时走的那天，江寻没有去送。不是不想去，是不敢去。他怕自己到了机场，看到沈与时拖着行李箱走进安检口，会忍不住拉住他，会说出那些他藏了很久的、像岩浆一样滚烫的、随时会喷发出来的话——“不要走”“留下来”“我还没准备好让你走”。他怕自己说了之后，沈与时会更难过，会走得不安心，会在飞机上一直想他。他不想成为沈与时的负担。所以他不去。他躲在出租屋里，坐在床沿上，双手搭在膝盖上，背挺得很直，像一个在等待什么的人。但他在等什么，他也不知道。也许是在等时间过去，也许是在等天黑，也许是在等沈与时的消息，也许是在等一个不会来的东西。

他没有开灯。窗帘拉着，阳光从窗帘的缝隙漏进来，在地板上画出一条细细的、橘黄色的线。那条线从东边慢慢移到西边，像一个在走路的人，走得很慢，但一直在走。他看着那条线，想：线走到西边的时候，沈与时的飞机就该起飞了。他从口袋裡摸出手机，屏幕亮了，没有消息。他打开和沈与时的对话框，上一条消息是昨晚的“晚安”，他回的“嗯”。他看着那个“嗯”，觉得它像一个句号，一个很大的、很圆的、写在一封信末尾的句号。信写完了，句号画上了，信封封好了，邮票贴好了，信被投进了邮筒，邮筒是红色的，在街角，旁边有一棵很高的树。他不知道信会被送到哪里，也不知道收信人会不会回。

他关掉屏幕，把手机放在床上。

他去了天台。一个人。铁门的声音还是那么大，生锈的合页发出尖锐的、像老鼠叫一样的吱呀声。他推开门，风涌出来，带着天台特有的味道——水泥被太阳晒热后的干燥气味，远处操场上传来的塑胶跑道的气味。一切都没有变，和昨天一样，和前天一样，和他第一次来天台的时候一样。但少了那个人，所有的东西都变了。

他坐在围墙上，脚悬在半空中。风吹过来，把他的头发吹起来，把他的白T恤吹得贴在身上。他从书包里拿出草稿纸和笔，想做点什么来打发时间。但他的笔在纸上写不出字，不是笔没水了，是他的手在发抖。他的手像一台没装减震器的机器，抖得很厉害，笔尖在纸上画出了一条一条的、波浪形的、像心电图一样的线。他看着那些线，觉得那不是线，那是他自己的心跳。跳得很乱，没有节奏，没有规律，像一个在说“我不想让他走”的心。

风吹过来，把草稿纸吹跑了。纸在空中翻了几圈，像一只白色的、受了伤的鸟，飞不起来，也落不下去，只能在风里挣扎。他看着那张纸，没有去追。纸被风吹到了围墙的另一边，落在地上，又被风吹起来，飘到了空中，越飘越远，越飘越小，最后变成了一个很小的白色的点，消失在天空里。他不知道那张纸上写了什么。也许什么都没有写，也许写了很多。不重要了。

手机震了很多次。他没有看。他不想看，因为他知道是谁发的。沈与时的消息一条一条地涌进来，手机在口袋里震动着，像一只在笼子里扑腾的、想出来的鸟。他把手插进口袋里，握着手机，能感觉到每一次震动。震动的频率从快到慢，从慢到停。停了。然后又开始震，又开始停。他不知道沈与时发了多少条，他只知道，每一条都在说——“我在想你”。

晚上。他回到出租屋，开了灯。灯是那种老式的白炽灯，瓦数不高，发出昏黄的、温暖的光。光线照在墙壁上，照在桌子上，照在床上，把整个房间照得像一杯蜂蜜水，颜色很深，很稠，很甜。但江寻不觉得甜，他觉得苦。不是那种喝药之后的苦，是那种你嚼了一片很苦的叶子，嚼了很久，苦味渗进了你的舌头的每一个味蕾，你吐掉了叶子，但苦味还在。你喝水，苦味还在。你吃饭，苦味还在。你刷牙，苦味还在。它在你的舌头上扎了根，长出了叶子，开出了花。花的颜色是苦的，叶子的形状是苦的，根的味道也是苦的。他的世界都是苦的。

他打开手机。沈与时的消息像一堵墙，密密麻麻地排列在对话框里。每一条都很短，每一条都很重——

“江寻，等我。我会回来的。”

“我不会停止喜欢你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我会写信的。”

“你在吗？”

“你为什么不回我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