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，沈与时没有来天台。江寻等了很久。从中午等到下午，从下午等到傍晚。他坐在围墙上，脚悬在半空中，看着铁门。铁门关着，生锈的合页在风里发出细微的、吱呀吱呀的声音，像一个在哭的人，哭得很小声，怕被人听到。他以为沈与时只是迟到了，以为他会在某个时间点推开门，走进来，说“路上堵车”或者“睡过头了”或者“手机没电了”。但这些理由他都用过了，每一次都是假的，每一次他都知道是假的，但每一次他都信了。因为他需要信。如果不信，他就得面对那个他不愿意面对的事实——沈与时不想来了。

傍晚的时候，沈与时来了。他推开门的时候，夕阳正从西边的天空照过来，橘红色的光落在他的脸上，把他照得像一幅画。他的脸很白，比昨天更白，嘴唇的颜色更浅了，眼眶下面的青色更深了。他整个人看起来像一个被抽走了很多东西的人——血被抽走了，力气被抽走了，笑容被抽走了，只剩下一个空壳。那个空壳走过来，在江寻旁边坐下。

两个人都没有说话。风吹过来，把地上的灰尘吹起来，把他们的头发吹起来，把沈与时的T恤领子吹得翻起来又落下。远处的操场上没有人了，跑道空荡荡的，足球门上的网破了几个洞，风从洞里钻过去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像一个在哭泣的、很老很老的人。

过了很久，沈与时开口了。“江寻。”他的声音很轻，轻到像一个人在说梦话。但他的声音里有很重的东西，重到像一个人搬了很久、终于搬到了目的地、可以放下来了的石头。

“嗯。”江寻说。他的声音也很轻，轻到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，几乎看不到涟漪。但他的心跳很重，重到他能感觉到自己的颈动脉在跳，太阳穴在跳，手腕上的脉搏在跳。他的身体变成了一个巨大的、共鸣的、被敲响的钟，每一个角落都在震动。他在等，等沈与时说出那句话。那句话他在心里排练了很多遍，像一个人在背台词，背得很熟，但到了台上，灯光一打，观众一看，他就忘了词。

沈与时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呼出来。那口气很长，很慢，像一个人在水下憋了很久，终于浮出水面，把肺里的二氧化碳全部呼出去。他的肺被那口空气吹得鼓起来，鼓得很圆，很亮，像一串在阳光下的葡萄。他的胸腔在微微起伏，每一次起伏都比平时大，大到江寻能看到他T恤的领口在跟着他的呼吸一张一合。

“我要走了。”沈与时说。

江寻看着他。沈与时的表情很平静，平静到像一面没有风的湖。但他的眼睛里有东西，像湖底的鱼，在水面下游来游去，偶尔翻一下肚皮，露出一点白色的、闪光的腹部。那些鱼在说“我不想走”“我不想离开你”“我没有办法”。江寻看到了那些鱼，但他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品种，不知道它们是来向他告别的，还是来向他求救的。

“去哪？”江寻问。他的声音很稳，稳到像一个在问“今天星期几”的人。但他的手指在发抖，放在膝盖上的手，手指在微微发抖，抖得很厉害，像一个在寒冬里没穿够衣服的人。

“国外。”沈与时说，“我父亲的公司出了问题，资金链断了。唯一的出路是和海外企业合作，对方要求全家出国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江寻问。

“下个月。”

江寻看着他。他的眼睛很干，没有红，没有湿，没有水光。但他的心在哭，不是那种流眼泪的哭，是那种没有声音的、没有表情的、连自己都感觉不到的哭。他的心在说“不要走”“不要离开我”“我们才刚刚开始”。但他的嘴没有说，他把这些话咽了回去，咽到了肚子里，和所有的“嗯”“好”“来”“晚安”放在一起。那些话太多了，多到他的胃装不下，多到他的肚子鼓了起来，像一个在拼命吃、吃到想吐但还在吃的人。

“他用你的助学金资格威胁我。”沈与时说。他的声音在发抖，不是手指在抖，是声音在抖。他的声带在振动，但振动的频率不稳定，时高时低，像一台没调好频道的收音机。“如果我不走，他就让你失去保送资格。”

江寻的手指停住了。不是“不抖了”，是“僵住了”。像一台机器突然断电了，所有运转的零件都在那一瞬间静止了，齿轮不动了，传送带不走了，灯灭了。他的大脑也断电了，所有的思考都停了。他听不到沈与时的声音了，只能看到他的嘴唇在动——“助学金”“保送资格”“威胁”。这些词像一颗一颗的子弹，从沈与时的嘴里射出来，打在他的身上，打在胸口，打在肚子，打在脸上。不疼。子弹是冰的，打到身上只有一种很凉的、像冰块贴在了皮肤上的感觉。然后冰块化了，水渗进了皮肤，渗进了血管，渗进了心脏。心脏被冰水泡着，跳得很慢，每一下都很用力，像一个在说“我不服”的拳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