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学后的校门口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。自行车铃铛声、同学们的告别声、小贩的叫卖声混在一起，像一锅煮沸了的粥。有人三三两两结伴而行，有人骑着山地车从人群中穿过去，车铃按得叮铃铃响，有人站在路边等人，书包斜挎着，手里拿着手机在看。

江寻一个人推着车从车棚里出来。

他的蓝色自行车在夕阳里显得更旧了。车架上的蓝漆掉了好几块，露出下面银灰色的底漆，像一块块伤疤。车筐是后来配的，铁的，已经生了锈，里面放着超市的围裙，叠成一个小方块，压在数学课本下面。车把上的橡胶套磨出了一个缺口，是他左手握把的位置，握了太多次，橡胶被磨薄了，露出了里面的金属。

他跨上车，蹬了一脚，车轮转动，链条发出细碎的、沙沙的声音。他骑出了校门，右转，上了那条种满法国梧桐的路。

夕阳从西边照过来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投在路面上，像一个在地上行走的巨人。梧桐树的叶子开始变黄了，但大部分还是绿的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，在地面上投下一块一块的光斑，像一片一片的金色碎片。风吹过来，树叶沙沙地响，那些光斑就开始移动、变形、消失又出现，像一群在跳动的、不安分的小精灵。

他骑出去不到一百米。

然后他听到了身后的口哨声。

是《晴天》的前奏。

那段旋律他太熟悉了。昨天中午在天台，沈与时递过来耳机，《晴天》在他耳朵里循环播放了整整一个午休。那段前奏的钢琴声他已经能背下来了，每个音符之间的间隔、每个音符的时长、每个音符的轻重，他都记得一清二楚。

但口哨声不一样。钢琴声是干净的、精确的、完美的。口哨声是有温度的、有气息的、有生命的。吹口哨的人需要控制呼吸的力度、嘴唇的形状、舌头的位罝，才能吹出准确的那个音。每一个音符都是气流从身体里被挤出来的过程，是活的，是会呼吸的。

沈与时的口哨吹得不算好。有一些音不太准，偏高了一点点；有一些音的气不够长，断得有点仓促；高音的部分有一点点破，像是嘴巴的形状没有控制好。但江寻觉得，这个不太完美的、有点走调的、带着呼吸声的口哨版《晴天》，比原版好听。

因为他知道这是谁吹的。

他没有回头。

但他骑慢了一点。

不是故意的——不，是故意的。他告诉自己，是因为前面有个路口，需要减速。但那个路口还在两百米外，他现在减速没有任何道理。他的脚踩踏板的频率从每秒钟一圈降到了每秒钟大半圈，链条转动的声音变慢了，车轮滚动的速度也变慢了。

后面的口哨声跟了上来。

不是追上来的，是慢慢靠近的。像两列相邻的火车，一列快一列慢，慢的那列没有加速，快的那列没有减速，但两条铁轨在某个点汇合了，于是它们就并排了。

沈与时骑到了江寻旁边。

他骑着一辆黑色的单车，车架是哑光黑的，没有logo，没有贴纸，干干净净的，像刚从车店里推出来的。车把是弯的，是那种公路车的弯把，他握在下弯的部分，身体前倾，姿势很好看。书包单肩背着，滑到了腰侧，像一块黑色的、不规则的补丁。校服外套的拉链没拉，风把衣服吹得鼓起来，像一面黑色的帆。

他没有说话。

江寻也没有说话。

两个人并排骑着，中间隔了大概一米的距离。那一条隐形的线在两人之间画出了一片共享的空间。风吹过来，把他们的头发吹起来，把他们的衣领吹起来，把路边梧桐树的叶子吹得哗啦啦响。

就这样骑了大概半分钟。

江寻先开口了。

“你家在东边。”他说。

他的语气很平，像在陈述一个不需要验证的事实——就像“今天是星期二”，“明天是星期三”，没有任何争议的余地。因为他确实知道沈与时家住在东边。不是刻意去打听的，是有一次交资料表的时候，他无意间扫到了沈与时家庭住址那一栏，上面写的是一个东边的楼盘，那个楼盘的名字他在公交广告上见过无数次——“某某华府，尊贵人生”，广告语很土，但房子很贵。

沈与时没有否认。他歪了一下头，那个动作的意思是“你猜”。

然后他说：“今天住西边。”

他的语气也很平，平到像在说一件很合理的事情——我今天住西边，没问题啊，人又不是不能搬家，搬家又不一定要通知你。

江寻看了他一眼。

沈与时的侧脸在夕阳里显得格外好看。他的皮肤被橘红色的光照得发暖，像是被涂了一层薄薄的蜜。鼻梁的线条在脸颊上投下一道细细的阴影，嘴唇的轮廓被光勾出来，像用钢笔画的线稿。他的眼睛看着前方，瞳孔里倒映着梧桐树和天空，像两颗装了风景的琥珀。

“你家到底住哪？”江寻问。

这次他没有用那种“我知道答案”的语气，而是一种更柔软的、更像是在问一个真正的问题的语气。因为他发现他不确定了。他不确定沈与时家到底住东边还是西边，不确定沈与时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，不确定沈与时说“今天住西边”的时候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说谎。

沈与时想了想。

他想了一会儿，大概有两三秒。那两三秒里，他的目光在前方的路面上移动，像是在那条路上寻找一个答案。风吹过来，把他的刘海吹起来，露出额头，额头上有一道浅浅的皱纹——不是岁月的痕迹，是思考时才会出现的、暂时的褶皱。

“不知道。”他说。

他说“不知道”的时候，嘴角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弧度。那个弧度不是笑，是那种“我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”的、狡黠的、像猫一样的东西。

江寻没有再问。

他转回头，看着前方的路。路很长，一直延伸到地平线，消失在梧桐树的尽头。夕阳在他正前方，低低地挂着，像一个巨大的、橘红色的圆盘，光线太强了，他眯了眯眼，瞳孔收缩，虹膜的颜色从深棕变成了浅棕。

他知道沈与时的家在东边。东边是城市的新区，有宽阔的马路、高档的小区、二十四小时的保安和地下车库。西边是老城区，有狭窄的巷子、破旧的红砖楼、苍蝇馆子和路边摊。他的出租屋在西边，在最深的巷子里，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壁，阳光只有在中午才能照进来。

沈与时的家在东边。

而他现在骑着车，往西边走。

跟着江寻。

往西边。

江寻知道这一点。他知道沈与时的家在反方向，他知道沈与时现在骑的这条路会让他多花至少四十分钟才能到家，他知道沈与时书包里大概有还没做完的作业、还没预习的课文、还没背的英语单词，而这些都会因为多出来的四十分钟而被推迟。

他什么都知道。

但他没有说“你不用送我”。

因为他不想说。

因为他怕沈与时真的就不送了。

两个人骑着车，穿过了一条又一条的街道。路边的店铺开始亮灯了，便利店的白光，面馆的暖黄光，奶茶店五颜六色的霓虹灯，药店的红色十字灯箱。那些光从店铺里溢出来，洒在人行道上，洒在路面上，洒在两个并排骑车的人身上。

他们经过了一个公交车站，站牌下站着几个等车的人，有人在看手机，有人在发呆，有人在啃玉米。经过了一个十字路口，红灯，他们停下来等，沈与时的右脚撑在地上，左脚还在踏板上，姿势很好看。经过了一座桥，桥下的河水是灰绿色的，倒映着天空的颜色和两岸的灯火，水面被风吹皱，那些倒影就碎了，变成一片一片的金色和红色，像一幅被揉皱了的油画。

沈与时吹了一声口哨。

不是《晴天》了，是自己编的调子。很短，只有几个音符，像一个人在自言自语。那个调子没有名字，没有歌词，没有完整的结构，只是几个音符随意地组合在一起，像随手在纸上画的几笔涂鸦。

但江寻觉得那个调子很好听。

因为它没有名字，没有歌词，不是任何一首歌的片段。它只属于这个时刻——这个夕阳西下的、两个人并排骑车的、风吹过来把影子拉得很长的时刻。它不能被复刻，不能被记录下来，因为它只存在于沈与时吹出它的那一瞬间，然后就消失了，像一颗流星划过夜空，你看到了，你知道它很美，但你抓不住它。

他们骑到了超市门口。

江寻停下来，一只脚撑在地上，自行车歪了一下，他扶正了。车筐里的围裙在刹车的时候往前滑了一下，压在了数学课本上面。

沈与时也停了下来。他把车停在江寻旁边，一只脚撑着地，另一只脚还踩在踏板上，保持着一个随时可以离开的姿势。但他没有离开。

“到了。”沈与时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你今天跑接力的时候我看了。”沈与时说。

江寻愣了一下。

接力赛是今天下午的事。运动会的第一天，他跑了最后一棒。起跑的时候他站在跑道上，腿有点软，不是因为累，是因为紧张。第三棒跑过来的时候，他的手心在出汗，接过棒的那一刻，棒是湿的——不是被汗水打湿的，是第三棒的手汗，黏糊糊的，握在手里很不舒服。然后他开始跑，拼命跑，跑到耳边只有风声和自己的心跳声，跑到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，跑到终点的时候他弯着腰喘气，差点跪在地上。

他以为没有人注意到他。看台上那么多人，操场上那么多人，每个人都在看不同的地方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。他以为他跑过去的时候，只是一道模糊的影子，没有人会看清他的脸，没有人会记住他的动作，没有人会在他冲线之后还想起他。

但沈与时看到了。

沈与时不只是在看台上坐着，看到了一道影子。他在看，认真地看，专注地看，像在看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他看到江寻起跑时微微前倾的身体，看到江寻接棒时手指的颤抖，看到江寻冲刺时咬紧的牙关，看到江寻冲线后弯着腰喘气时校服被汗水浸湿的后背。

“你跑得很快。”沈与时说。

他的声音很轻，轻到像在说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。

江寻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他的声音也很轻，但他说的是“我知道”，不是“谢谢”，不是“还好”，不是“没有啦”。是“我知道”。像一个不肯接受夸奖的人，用最硬的壳把自己包起来，说“我知道我做得很好，不需要你来告诉我”。

但他的声音在发抖。

不是冷，不是累，是那种你被人看到了、被人记住了、被人认真地注视了之后，身体产生的、不受控制的、诚实的反应。

沈与时笑了。

那个笑容和之前的不一样。之前的笑是礼貌的、克制的、小心翼翼的，像在试探一块冰面能不能站人。这个笑不一样——它是完整的、全然的、不加掩饰的。他的嘴角上扬到最大幅度，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，眼角的笑纹像扇子一样展开。

“走了。”沈与时说。

他调转车头，自行车在地上画了一个半圆，轮胎和地面摩擦发出短促的“吱”一声。他蹬了一脚，骑出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