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寻有一个秘密基地。

教学楼的天台。很少有人去，因为很少有人知道那个地方。通往天台的铁门在一楼到二楼的楼梯拐角处，夹在消防栓和配电箱之间，位置隐蔽到就算有人告诉你“在那里”，你也要找半天。门上的锁坏了，不知道坏了多久，锁芯锈死了，锁舌缩在里面弹不出来，轻轻一推就开。门是铁皮的，漆面斑驳，深绿色的底漆上覆盖着一层又一层的涂鸦——有人用圆珠笔写了一句“某某某我喜欢你”，有人用马克笔画了一个笑脸，有人用钥匙刻了一个日期，有些已经模糊到看不清了，有些还很新，墨迹在铁皮上反着光。

江寻是高一刚开学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的。那天他走错了路，在楼梯间里绕来绕去，无意间推了一下那扇铁门，门开了，风涌进来，把走廊里积了一年的灰尘吹得漫天飞舞。他站在门口，看着眼前那个空旷的、被天空覆盖的、没有人打扰的世界，心里有一个声音说：就是这里了。

从那以后，天台就成了他的领地。每天中午，他带着从食堂买的馒头或者从超市带的饭团，一个人坐在天台的水泥围墙上，脚悬在半空中，风吹过来，把他的头发和衣领吹起来，他就着风吃饭，就着天空下饭。没有人跟他说话，没有人坐在他旁边，没有人问他“你今天吃什么”，没有任何打扰。

他喜欢这种感觉。不是孤独，是自由。

那天中午，江寻照例带着午饭上了天台。午饭是一个饭团——超市买的，紫菜包着白米饭，中间夹了一小块三文鱼，特价，三块钱两个。他买了两个，准备吃一个留一个当晚饭。饭团装在透明的塑料袋里，塑料袋被饭团的温度蒸出了一层薄薄的水雾，摸上去温温的。

他推开铁门。

门发出了一声锈蚀的、生涩的呻吟，像一个很久没说话的人突然开口了，声音沙哑而破碎。

然后他停住了。

天台上有人。

沈与时坐在围墙边。

他背对着门，面朝操场，双腿盘着，膝盖上放着一个便当盒。便当盒是深蓝色的，不锈钢的，盒盖打开着，里面的菜色很丰富——煎蛋卷，西兰花，炸虾，米饭上撒着黑芝麻，整齐得像一本美食杂志的插图。他的旁边放着一瓶矿泉水，瓶盖拧开了，瓶身上凝着细密的水珠，在阳光下亮晶晶的。

他听到门响，转过头。

阳光正好落在他脸上。他的头发被风吹乱了，额前的碎发飞起来又落下，像一片被风吹得不知所措的羽毛。他的眼睛在阳光里眯了一下，瞳孔收缩，虹膜的颜色从深棕变成了浅棕，像一杯被水稀释了的咖啡。

“好巧。”沈与时说。

他的语气很平淡，平淡到像在说“今天天气不错”。但江寻注意到了一件事——沈与时的便当盒已经打开了一半，里面的煎蛋卷少了一个角，米饭也缺了一口，筷子搁在盒沿上，筷尖上还沾着一点饭粒。

也就是说，他已经开始吃了。

也就是说，他不是刚到的。

也就是说，他可能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会儿了。

江寻站在门口，手里捏着那个饭团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——他在想一件事：沈与时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？他是自己发现的吗？还是……跟着谁来的？

他转身要走。

“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”沈与时说。

声音不大，但在天台上被风传得很远。那句话像一只手，伸过来，轻轻地拉住了江寻的衣角，不是拽，只是轻轻地、试探性地拉了一下。

江寻犹豫了。

他站在门口，背对着沈与时，风吹过来，把铁门吹得哐当响了一声。他看着楼梯间里灰暗的水泥墙壁，看着墙壁上剥落的白色漆块，看着地面上一只不知道谁丢的烟头。

他想走。他的理智告诉他走。他不喜欢和别人共享这个天台，他不喜欢自己唯一的一块安静的、干净的、没有人的地方被入侵。天台是他的，他先来的，他在这里坐了一年，沈与时凭什么说出现就出现？

但他的手没有推门。

他的脚也没有迈出去。

他站在那里，背对着沈与时，站了大概五秒钟。那五秒钟里，风很大，吹得他的衬衫贴在身上又鼓起来，像一面白色的旗在风中翻卷。

然后他转身了。

他走回去，在围墙边坐下来。他选了离沈与时最远的那一段围墙——天台的围墙是方形的水泥台子，大概四十厘米宽，围成了一个长方形。江寻坐的那一边和沈与时坐的那一边，是天台上最远的两个点，直线距离至少三米。三米，足够他把两个人之间的空气隔成两个独立的、互不干扰的世界。

他把饭团从塑料袋里拿出来，咬了一口。紫菜在嘴里碎裂，发出细碎的、干燥的声音，像踩碎了一片枯叶。饭团的米粒有点硬了，大概是放太久了，三文鱼的味道很淡，几乎吃不出来。但他吃得很认真，一口一口地嚼，像在完成一件必须完成的任务。

沈与时没有看他。

沈与时转过头，看着操场的方向。操场上有人在跑步，有人在踢球，有人在练习跳远，沙坑里的沙子被铲起来又落下，扬起一小片灰尘。那些声音被风从远处吹过来，变得模模糊糊的，像隔了一层纱。

两个人各自吃饭，没有说话。

蝉鸣声很大。九月的蝉还是很有精神，叫声从下面的梧桐树上传上来，一声接一声，不知疲倦，像是在比赛谁能叫得更响。那种声音有高有低，有长有短，交织在一起，变成一张巨大的、透明的、看不见的网，把整个天台笼罩在里面。

风把他们的头发吹起来。江寻的刘海被风吹到一边，露出额头，他伸手拢了一下，但刚拢好又被吹乱了，他就不拢了，让头发乱着。沈与时的头发短一些，吹不乱，但额前的碎发一直在飘，像一面小小的、不安分的旗。

第二天中午。

江寻推开铁门。

沈与时又在了。

他坐在同一个位置，便当盒放在膝盖上，筷子拿在手里，正在夹一块煎蛋卷。他的姿势和昨天一模一样，连便当盒里的菜色都和昨天差不多——煎蛋卷，西兰花，炸虾，米饭上撒着黑芝麻。如果不是那些菜又被咬了几口，江寻会以为这是昨天那个画面的重播。

江寻站在门口，看着沈与时的背影。

这一次他没有犹豫。他直接走过去，走到昨天坐过的那个位置，坐下来。

但他没有立刻吃饭。

他看着沈与时，说：“你是不是跟踪我？”

他的语气不是很凶，但也不是很客气。那是一种介于质问和开玩笑之间的语气，像是在说“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”。

沈与时转过头，看着江寻。他的表情很平静，平静到有点过分了——嘴唇抿着，没有笑，没有心虚，没有任何“被发现了”的慌张。

“我先来的。”他说。

他举起了便当盒。便当盒已经打开了一半，里面的煎蛋卷少了一个角，米饭缺了一口，筷子上沾着饭粒。一切都和昨天一样，每一个细节都对得上，像是提前排练好的。

江寻看了一眼那个便当盒，又看了一眼沈与时的脸。

他不信。

他不信沈与时是“先来的”。他知道自己每天到天台的时间是固定的——十二点零五分，从教室走到天台大概三分钟，他每天十二点零八分准时推开那扇铁门。这个时间是他经过了一年的反复验证得出的，误差不超过两分钟。

如果沈与时是“先来的”，那么他就得在十二点零五分之前到。也就是说，沈与时每天中午比他更早离开教室，更早走上楼梯，更早推开那扇铁门。一个从来不来天台的人，连续两天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同一个地方，而且每次都比江寻早到——

这不叫巧合。

这叫预谋。

但江寻没有拆穿他。

他坐下来，打开饭团。今天的饭团是金枪鱼味的，特价，两块五一个，比昨天的三文鱼便宜了五毛钱。他把塑料袋撕开，咬了一口，嚼了嚼，咽下去。

然后他往沈与时的方向挪了一点。

只是一点。大概一米。

从三米变成了两米。

沈与时注意到了。他的眼角余光捕捉到了江寻移动的轨迹——那个穿着洗得发白衬衫的身影，贴着围墙的边缘，缓慢地、不动声色地、像一只猫一样地挪了一米。

沈与时没有转头。他的嘴角动了一下，是一个很小的、几乎看不出来的笑。然后他继续吃饭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。

第三天中午。

江寻推开门。

沈与时又在了。

这一次江寻没有站在门口犹豫，没有问“你是不是跟踪我”，没有任何多余的步骤。他直接走进去，走到围墙边，坐下来。

这次他坐的地方，离沈与时只有一米。

一米，一个手臂的距离。如果他伸出手，他可以碰到沈与时的肩膀。他没有伸手，但他知道他可以——这是问题的关键。

他知道他可以。

沈与时今天没有带便当盒。他的膝盖上放着一个MP3，银白色的，屏幕很小，上面滚动着歌名。耳机线从MP3里延伸出来，绕了两圈，搭在他的手腕上。耳机是白色的，看起来很普通，但不是苹果原装的那种——是某个音响品牌的，音质很好，这一点江寻后来才知道。

沈与时看到江寻坐下来，犹豫了大概零点五秒。然后在那个犹豫的缝隙里，他做出了一个决定。

他把一只耳机递了过来。

耳机线从两个人之间垂下去，在风中晃了晃。风一吹，耳机线打了个旋，缠在了一起——不是打死结的那种缠，是松松的、绕了两圈的那种，轻轻一抖就能解开的那种，但风一直在吹，线一直在晃，越缠越紧，像两个不知道该不该靠近的人在试探性地触碰对方。

江寻看着那只耳机。

耳机的海绵套是灰色的，有一点旧了，边缘微微泛黄，是被汗水和时间浸染过的颜色。耳机的线上有一个小小的线夹，银色的，上面刻着一个品牌标志。

他接了。

他把耳机塞进耳朵里。海绵套的温度比他的耳朵低，凉凉的，像一片薄荷贴在耳朵上。然后音乐涌进来——

“故事的小黄花，从出生那年就飘着……”

周杰伦的《晴天》。

前奏的钢琴声像雨滴一样落下来，一个一个的音符，清晰而干净，在耳朵里炸开，变成一片一片的、碎金一样的涟漪。

江寻听了两秒钟，说：“这歌很老了。”

他的声音不大，但沈与时听到了。因为耳机只塞了一只，另一只耳朵还能听到外界的声音——风声，蝉鸣，还有沈与时的呼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