傅良屿下工的时候，天已经擦黑了。

农机厂下班铃响过半小时，车间里的机器声歇了，走廊里弥漫着机油和铁锈混合的气味。他把工作服脱下来搭在胳膊上，袖口沾着车床甩出来的冷却液，深一块浅一块。走到厂门口，郑援朝从后面追上来，搪瓷缸子拎在手里，手里攥着两张电影票。

“良屿！”郑援朝拿电影票在他眼前晃了晃，“县电影院礼拜天放《喜盈门》，我弄了两张。你跟嫂子——”

“她不一定有空。”傅良屿把工作服换到另一条胳膊上。

“你问过没有就说没空。”郑援朝切了一声，把电影票塞回兜里，“哎，晚上去食堂不？今儿有炖白菜，去晚了光剩菜汤。”

“回去吃。”

傅良屿往厂门外走。十一月的冷风从厂区北面灌进来，刮得自行车棚的铁皮顶哗啦响。门口传达室的老赵头缩在棉帘子后头听收音机，黄蒙蒙的灯泡照着他花白的头顶。

吴同庆在厂门外的电线杆底下站着。

他穿着农机厂发的蓝布棉大衣，领子竖到耳朵根，脚边扔着三四个烟头。看见傅良屿出来，他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扔，踩了一脚。

“傅技术员。”吴同庆的嗓子被烟熏得发哑，“有人找你。”

傅良屿脚步没停。

“赵建国。”吴同庆往电线杆上一靠，嘴角往一边歪，“在红旗饭馆等你。说跟你说两句话，不来——他知道你家住哪。”

郑援朝从后面赶上来，听见“赵建国”三个字，脸上的笑刷地收了。他拽了拽傅良屿的袖子，压低嗓子：“别去。那王八犊子上回在供销社门口堵嫂子，这回又堵你——”

傅良屿把工作服从左胳膊换到右胳膊。他看着吴同庆，眼睛沉得像厂区后面那条冻了冰的排水沟。

“哪间。”

红旗饭馆在县城南街，是清河县为数不多晚上还营业的馆子。门脸不大，挂着一块红底白字的木招牌，门口支着个大油桶炉子，烤地瓜的香味混着煤烟往街上飘。窗户玻璃上糊了一层水汽，透出里面黄蒙蒙的灯光和模糊的人影。

傅良屿推开门。

馆子里拢共六张桌子，这个点只剩两桌有人。靠门口一桌坐着两个喝散酒的，面前摆着一碟花生米、两碗散白，喝得脸通红。靠里头挨着炉子那一桌，赵建国一个人坐着。

桌上摆着两个搪瓷缸、一瓶清河大曲，还有一碟酸菜粉条。

赵建国换了身衣裳——不是上回在供销社门口穿的那件涤卡中山装，换了件干净些的涤卡中山装，领口别了枚毛主席像章，外头披着蓝布棉大衣。头发用发油抹得整整齐齐，脸上挂着笑，但那笑不达眼底，浮在面上，像搪瓷缸子上贴的印花纸，沾了水就掉。

“傅技术员。”赵建国站起来，扯了扯大衣领子，“坐。”

傅良屿把工作服搭在椅背上，坐下。他没动桌上的搪瓷缸，也没看赵建国那张笑脸。他看的是桌上那瓶清河大曲——酒瓶开了封，瓶口搁着铁皮盖，瓶身上印着“清河县酒厂”的红戳。

赵建国拿起酒瓶，往傅良屿面前的搪瓷缸里倒酒。酒液撞在搪瓷缸底，溅起细细的白沫。倒完了又给自己倒满，搁下酒瓶，端起缸子。

“傅技术员，咱俩头一回坐一块儿喝酒。”赵建国把搪瓷缸端起来，对着灯光晃了晃，“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。冬儿那事——是误会。我跟她从小一块儿长大，她妈跟我婶子是老姐妹，两家走动多了，旁人看着就瞎编排。你别往心里去。”

傅良屿没端缸子。

赵建国也不恼，自己抿了一口，滋了一声搁下。拿筷子夹了筷酸菜粉条，嚼得吧嗒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