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第一年。

他拿到了第一笔工资。他去商场买了一件新的白衬衫，不是超市工作服的那种，是好的，领子很挺，布料很软。他把它挂在衣柜里，没有穿。他还是穿旧的那件。旧的那件已经洗得发白了，白到在灯光下几乎透明，能看清布料的纹理。袖口的毛边更长了，在风里微微飘着。第二颗扣子还是那颗从超市工作服上拆下来的，颜色不一样，白得有点刺眼。他穿着它去上班，穿着它画图，穿着它开会。他的同事问他：“江工，你怎么不穿新衣服？”他说：“这件还能穿。”他看着袖口的毛边，想起了沈与时的眼睛。那双眼睛看过这些毛边，在高中，在教室，在阳光里。他看着它们的时候，目光很轻，像一片叶子落在了水面上。

工作第三年。

他设计的第一个建筑落地了。是一个社区文化中心，不大，两层，灰砖外墙。二楼有一个很大的阳台，朝南，放着两把椅子。他去现场看，站在那个阳台上，旁边是空的。他站在那里，风吹过来，把他的头发吹起来。他看着远处的天际线，看着那些高高低低的楼房，想着他会在哪一栋里。他不知道，但他觉得他就在某一个窗户后面。也许在看书，也许在弹琴，也许在发呆。也许在想他。他不知道，但他希望是。

他在阳台上站了很久，久到夕阳从白色变成了橘红色，从橘红色变成了紫色。城市的灯亮起来了。他转身走了。

工作第五年。

沈与时离婚的那一年，他不知道。他还在等。但他开始怀疑了。不是怀疑沈与时会不会回来，是怀疑自己还能不能等下去。等待是一件很累的事。不是体力的累，是心力的累。每天醒来，第一件事是告诉自己“今天他也不会回来”。每天睡觉前，最后一件事是告诉自己“明天他也许就回来了”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像一个在跑步机上跑步的人，跑了很多年，跑得很快，流了很多汗，但一步都没有前进。他还在原地，还在等。

他把铁盒从床底下拿出来。床底下的灰积了一层，铁盒的边角锈得更厉害了。他用抹布把灰擦掉，打开盖子。里面的东西还在。牛奶盒，七盒，叠在一起。蓝白色的包装已经褪色了，变成了很浅很浅的蓝。纸条，叠成小方块，纸已经泛黄了，边角卷起来了。字迹也淡了，但还能认出来。草稿纸，上面有沈与时写的半道数学题，第三步停住了，最后那个数字是“3”，3的尾巴拖得很长。他把每一样东西都拿起来看了一遍，然后一件一件地放回去。盖上盖子，推回床底下。铁盒滑过木地板，声音很轻。他看着那个位置，想：如果他永远不回来，这些东西怎么办？他不知道。他只知道，他不会扔掉它们。

工作第六年。沈与时回来的前一个月。

他不知道他要回来了。他还在等，但等的方式变了。他不再每天看信箱，不再每天等消息，不再每天告诉自己“明天他也许就回来了”。他把等待变成了一种习惯，像呼吸一样。不需要刻意去做，它自己就在发生。他呼吸的时候不会想“我在呼吸”，他等的时候也不会想“我在等”。他只是在活着。活着就是在等他。他加班到很晚，在改一个项目的图纸。项目是一个人才公寓，在老城区。他画了很多遍，改了无数版。每一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——顶楼有一个很大的露台，朝南，放着两把椅子。他看着那两把椅子，觉得有一把永远不会有人坐。

他放下笔，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城市的夜景在脚下铺开，万家灯火。他看着那些灯，想：哪一盏是他的？不知道。但他知道，不管哪一盏是，他都会找到的。他已经在找了，找了六年。他不介意再找六年，再找六年，再找六年。找到为止。

他不知道的是，在同一片夜空下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有一个人也在看着窗外。那个人手里握着一张机票，日期是下个月。他把手放在胸口，感觉到心跳。很快，很快，快到像一个在奔跑的人。那个人跑了六年，从东半球跑到西半球，从西半球跑回东半球。他跑到了这里——机票在手心里，江寻的名字在心里。

他闭上眼睛。脑海里是江寻的脸。不是现在的脸，是少年时的脸。白衬衫，洗得发白的颜色，磨出毛边的袖口，颜色不太一样的第二颗纽扣。他站在红榜前，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，然后转身走了。他看着他，心想：这个人，我想认识他。他认识了他。他喜欢了他。他等了他。他回来了。

（番外二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