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年后，沈父病重。电话是沈与时的母亲打来的，声音很急，说老沈住院了，情况不太好，让他尽快回来。沈与时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江寻的办公室里，两个人刚开完一个方案讨论会，桌上铺满了图纸，铅笔和马克笔散了一地。他挂了电话，脸色发白。江寻看着他的脸，就知道出事了。

“我爸住院了。”沈与时说，声音很平，平到像一个人在念一份病情告知书。但他的手指在发抖，手机在他的手心里震动着，屏幕还亮着，上面是母亲发来的医院地址和病房号。江寻看着他，伸出手，握住了他的手。这一次，沈与时的指尖没有发抖。江寻的手指嵌进他的指缝里，指腹贴着他的指背，把他的手包裹住，像用一张很暖的毯子盖住了冰块。

“我陪你去。”江寻说。

沈与时看着他，眼眶红了，但没有哭。他点了点头。

医院在城东，白色的楼，很高，玻璃幕墙反着光。走廊很长，灯很亮，地板是白色的，反着光，踩上去像踩在冰面上。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，很浓，很刺鼻，像一把刀，割着人的鼻腔。江寻不喜欢这个味道，每次闻到都会想起小时候陪母亲去医院看病，走廊里也是这个味道。那时候他还很小，坐在走廊的椅子上，脚够不到地面，晃着。母亲在诊室里，门关着，他看不到她，只能等。等了很久，门开了，母亲走出来，脸色很白。他不知道她生了什么病，只知道她吃了很多药，打了很多针，在床上躺了很久。后来她好了，但这个味道他记住了。每次闻到，都会想起那种等的感觉——不知道结果，只能等。

沈父住在走廊尽头的一间单人病房。门半开着，窗帘拉着，光线很暗。心电监护仪的屏幕在黑暗中闪着绿色的光，波峰波谷在屏幕上移动，像一座一座很小的、绿色的山。沈与时站在门口，没有进去。他看着病床上的父亲，那个曾经很高大、很强势、很不可一世的人，现在瘦得像一张纸，躺在白色的床单上，身上插着很多管子，鼻子里插着氧气管，手背上扎着留置针。他的头发全白了，不是灰白，是雪白，像冬天的雪落在黑色的土地上，把土地全部盖住了。

江寻站在走廊里，靠在墙上，没有跟进去。他看着沈与时的背影，他的肩膀很宽，但此刻缩着，像一个在承受重量的人，重量不在他的肩膀上，在他的心里。他走了进去，门在他身后关上了，发出很轻的“嗒”一声，像一个句号，写在一封信的开头。信的开头是“爸”，结尾还不知道。

病房里很安静，只有心电监护仪的“滴”声，一下一下的，像一个人的心跳，很慢，很弱，但还在跳。沈与时走到床边，拉过一把椅子，坐下来。椅子是塑料的，白色的，很轻，坐上去会发出“吱呀”一声。他看着父亲的脸，那张和他很像的脸，同样的眉骨，同样的鼻梁，同样的下巴。但父亲的脸上没有笑容，沈与时的脸上也很少有。他们是父子，性格很像，都很倔，都不认输，都不低头，都不会说“对不起”。他们之间的战争持续了很多年，从沈与时决定不学商科学建筑开始，从他拒绝联姻开始，从他离家出走开始，从他回国开始。战场从书房转移到客厅，从客厅转移到电话里，从电话里转移到沉默里。沉默是最漫长的战争，没有炮火，没有硝烟，没有伤员，但每个人都伤得很重。

沈父睁开了眼睛。他看着沈与时，看了很久，目光在他的脸上移动，从眉毛到眼睛，从眼睛到鼻子，从鼻子到嘴巴。他在找什么，也许是在找自己年轻时的影子，也许是在找儿子的变化，也许是在找一个开口的理由。

“你恨我吗？”沈父说。声音很轻，很弱，像一个快要没电的收音机发出的声音，沙沙的，断断续续的。

沈与时看着他，沉默了很久。“恨过。”他的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楚。“恨过”是一个过去式，意思是“以前恨，现在不恨了”。

沈父的目光从沈与时的脸上移开，移到天花板上。天花板是白色的，很平，什么都没有。他看了很久。“那个孩子……过得好吗？”他问。

沈与时的眼眶红了，但没有哭。他看着父亲的脸，那张瘦削的、苍白的、被时间和疾病侵蚀得千疮百孔的脸。他的嘴唇在抖，不是因为冷，是因为他想起了很多事——想起父亲把江寻的助学金档案摔在桌上说“你要是不走，他就别想保送了”，想起父亲把信从信箱里拿走锁在抽屉里，想起父亲说“你这是在毁掉自己的前途”。他恨过他，但现在他快死了。恨一个快死的人是没有意义的。

“很好。没有我，他也会很好。但有了我，他更好。”沈与时说。

沈父沉默了很久。他看着天花板，目光在那片空白的、没有任何东西的平面上停留了很久。也许他是在想一些事情，也许什么都没有想。一个快要死的人，不需要想太多。时间不多了，不够想完所有的事情，不够弥补所有的错误，不够说所有的“对不起”。他只能选最重要的。

“带他来见我吧。”沈父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