许冬儿是被血腥气呛醒的。

黏腻的、温热的、从身体深处往外涌的血腥气。

她猛地睁开眼——头顶不是医院惨白的天花板，而是糊着旧报纸的顶棚。阳光从蓝布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，落在洗得发白的被面上。床头柜上搁着一只搪瓷缸，缸子上的红漆掉了一半，“先进工作者”五个字只剩“先进”和“者”。

收音机里沙沙地响着早间新闻，女播音员的声音端端正正：“今天是1982年10月23日，星期六，农历九月初七——”

许冬儿整个人像被按进冰水里又捞出来。

1982年。10月23日。

她记得这个日子。

前世她死的那天，是1989年腊月，难产，大出血。赵建国不在家，刘秀珍也不在。她一个人躺在漏雨的屋子里，疼得喊不出声。收音机里播着新闻，说清河县出了个能人叫傅良屿，在省里受了表彰。

那是她最后听到的名字。

然后血一直流，一直流，流到她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许冬儿慢慢坐起来，低头看着自己的手。白净的，指节分明，没有被冷水泡得发红，没有被门框夹过的淤青。这是二十二岁的手。

她掐了一下手心。

疼的。

是真的。

记忆像决堤的水一样涌进来——赵建国第一次动手打了她，是她怀孕三个月的时候。后来打得更狠，摔东西，踹肚子。刘秀珍来家里“看望”她，嘴上说心疼，转身就和赵建国挤眉弄眼。她忍了七年，忍到死。

而今天，1982年10月23日，离街道办事处开门还有两小时。前世她今天做了什么？她穿了最好看的棉布碎花衬衫，揣着赵建国的介绍信，高高兴兴去领证。傅良屿那边介绍信她连看都没看一眼，随手塞进了抽屉底。

她嫌他没前途。嫌他是农村户口。嫌他闷。

许冬儿掀开被子下了床。

脚踩在凉丝丝的水泥地上，她没穿鞋，走到五斗橱前，拉开最底下的抽屉。旧报纸、空信封、几尺没用完的松紧带——她摸到了那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白纸。

展开。

“兹介绍我单位赵建国同志，男，26岁，未婚，清河县城关镇人，前往你处办理结婚登记事宜。清河县委办公室。”

落款上盖着红彤彤的公章。

许冬儿捏着这张纸，手指慢慢收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