门开了。

傅良屿站在门口，棉袄敞着，工作服袖口卷到小臂，手里拎着搪瓷缸。他比平时下班早了一个多钟头——夜班是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，现在才八点刚过。他把搪瓷缸搁在三屉桌上，缸底磕在桌面上的声音比平时重，带出一声闷响。

“听说菜市场的事了。”他声音不高，嗓子却哑得厉害，像是跑回来的，“路上碰见郑援朝，他说工商所抓了人。”

许冬儿把手从抽屉锁扣上拿开。“抓了三四个。市场管理所的人还去了纺织厂家属院，挨家挨户问私下串换票证的事。”她顿了一下，“王姐一早来了，匀了两箱货给我。货藏好了。账本上那几页倒腾行情的我也撕了。”

傅良屿站在三屉桌前，手指在搪瓷缸边沿上蹭了一下。他没问她货藏在哪，没翻账本，没开抽屉。他把棉袄脱了搭在椅背上，蹲下身拿火钩子捅炉子。炉膛里的蜂窝煤塌了一块，火星子蹿上来，映在他颧骨上。

“夜班呢。”她问。

“请了假。”他把火钩子搁在炉边，站起来，拎起铝壶往搪瓷缸里倒水，水柱撞在缸底，白蒙蒙的水蒸气升起来，“跟段长说家里有事。扣半天的工资。”

许冬儿接过搪瓷缸端在手里。水是烫的，烫得她手指发麻。她把缸子搁下，站起来去收桌上的碗筷。走到他身边的时候，他抬起手，手背上的旧疤在灯下泛着淡淡的褐红——是那次搬床架蹭的，好了又破，破了又好，现在只剩一道浅印子。他攥住她手腕，手指是凉的，力道不重，但没松开。

然后他松开手，转身走到门后，把那张旧条凳拖到门口，坐下。

他没说话，没解释。就坐在那里，背靠着门板。煤油灯的火苗在他侧脸上投了一层黄蒙蒙的光，颧骨和下颌线被光勾出冷硬的棱角。工作服后背那块洇红的旧痕已经看不见了，但肩胛骨的弧度从粗布底下凸出来，绷得紧紧的。

“你甭怕。”他声音不高。不是安慰——是陈述。像是在说今儿车间里换了根新皮带，像是在说厂里那批报废刀具还能再用。那语调和他把工资信封搁在三屉桌上、把粮票放在账本旁边时一模一样。

许冬儿在椅子上坐下。她没说话，把搪瓷缸端起来喝了一口。水还烫，热气扑在脸上，把她眼皮蒸得发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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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在梦里又回去了。梦里没有仓房，没有搪瓷盆和暖水壶，没有傅良屿，只有前世的画面：她缩在床角，赵建国摔了铝壶，开水溅了一地，她腿上的烫伤火辣辣地疼。然后画面一换——是产房。黑黢黢的产房，她躺在产床上，身下全是血。护士跑进来又跑出去，有人在喊“出血止不住了”。她听见收音机里有人说话，说的是一个名字——傅良屿。省里表彰的企业家代表，照片登在报纸上，笑得温和体面，和她这辈子没见过的那个人一模一样。她伸手去够收音机，手指还没碰到旋钮，眼前就黑了。

许冬儿猛地睁开眼。

心怦怦跳，跳得太快，太阳穴突突地跳，背后全是冷汗。她翻身坐起来，棉袄从肩上滑下去——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，也不知道谁把棉袄盖在她身上。床铺另一边空着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没动过。

天还没亮。煤油灯已经灭了，炉膛里的蜂窝煤烧得只剩一层暗红色的余烬，铝壶搁在炉台上，壶嘴还冒着细细的白汽。窗户纸上透进来一层浅灰色的光——快天亮了。

她转过头。

傅良屿坐在门口那条旧条凳上。还是那个姿势——背靠着门板，脚边的搪瓷缸搁在地上，缸底磕掉瓷的豁口朝外。他没睡。眼睛睁着，眼白里带着血丝，手搭在膝盖上。听到她翻身的动静，他转过头，看了她一眼。

“醒了。”

许冬儿把棉袄披上，站起来走到门边。她的脚步有些飘，踩在泥地上感觉脚底下硌着碎砖头硌得生疼。她低头一看——自己没穿鞋。袜子踩在泥地上，脚趾头从破了洞的袜尖露出来。她想弯腰去拿鞋，膝盖弯了一下，手按在门框上。

傅良屿站起来。他没扶她——是伸手把她肩膀轻轻按在门框上，然后蹲下去，从地上捡起她的鞋。是一双黑布棉鞋，鞋底磨薄了，鞋面上沾着针线笸箩里掉出来的线头。他攥着她的脚踝，把鞋一只一只套上去，手指是凉的，动作却很轻，像在车间里拧一颗不能拧太紧也不能拧太松的螺丝。

“你一宿没睡。”她说。

傅良屿站起来，把手收回去。“外头没动静。工商所的人没往这边来。”

许冬儿低下头看着自己脚上的鞋，鞋带还没系，鞋舌头歪歪地搭着。她想起前世也是这样一个人扛着，扛到扛不住的时候也没人问一句冷不冷。可这辈子不一样。他的眼睛是干的。他没说别怕，没说你放心，没说什么都没事了。他只是用一整个晚上的时间，用一双带着旧伤疤的手，用哑得不成样子的嗓子，告诉她一句话，两个字。

“有我。”

窗外天光灰蒙蒙的，晾衣绳在风里呜呜响。煤炉里的余烬塌了一角，最后一点火星子在炉箅子缝里闪了一下又灭了。巷子里有人趿着鞋走过去，隔壁收音机终于响了——早间新闻，播音员的声音被墙隔得含含糊糊，听不清在说什么。

许冬儿系好鞋带，站起来。她把棉袄袖子往下拽了拽，走到三屉桌前，把账本从抽屉里拿出来翻开。新的一页，空白纸面在晨光里泛着淡黄。她拿起钢笔，在页首写了四个字：代捎记录。笔停，手指在纸面上按了按。窗外火车站方向传来一声汽笛，拖得长长的，在灰蒙蒙的天底下慢慢散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