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1年7月，伦敦。

圣艾瑟尔孤儿院的夏天总是闷热的。窄小的窗户只能透进一丝风，窗帘被晒得发白，边角微微卷起。楼下花园里那棵老橡树的叶子耷拉着，连知了都叫得有气无力。

朱莉·简的小卧室在二楼走廊尽头。说是“小卧室”，其实是储物间改的。放得下一张单人床、一个小书桌、一个衣柜，最后剩下一个勉强能转身的空间。莫里斯院长原本想让她和别的女孩合住，但朱莉说自己晚上看书会点灯，怕影响别人。院长妈妈看了她一眼，没说什么，就把这间储物间腾了出来。

朱莉知道莫里斯院长是心疼她。孤儿院的孩子多，房间不够用，能有个单独的空间已经是特别的照顾了。她心里记着，从不浪费这份好意——每晚九点准时熄灯，书桌上的台灯用最暗的那一档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连一丝光都不漏出去。

在这里，静下心学习是一件很难的事，因为孩子多，小孩子们会日夜哭闹，这两年有几个小孩被成功收养后，才安静了些。朱莉从小就住在这里，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日子。她在看书，她考上了一所不错的中学，虽然是公立的，但在这个片区已经是第一等好的了。

她正准备翻开一本从社区图书馆借来的《鸟类图鉴》，忽然听见窗外有翅膀扑棱的声音。

她走到窗前，打开窗户。一只猫头鹰落在窗台上。它的羽毛是深褐色的，脸盘圆圆的，眼睛又大又亮，透着一种说不上来的机灵。它的爪子上抓着一个信封，黄褐色的羊皮纸，看起来旧旧的，但边角整齐，没有折痕。猫头鹰咕咕叫了两声，声音不大，像是在打招呼。

猫头鹰飞进来，在她的小书桌上站立，稳稳当当的，它抬起一只爪子，把那封信往前递了递。那个动作太像人了，朱莉差点笑出来。

“你好，”朱莉说，声音不大，语调平稳，“你是从哪儿来的？”她问得很自然，就像在问路上遇到的一个邻居。

猫头鹰咕咕叫着，脑袋转了一圈，爪子指了指信封。

朱莉低头看那个信封。信封是羊皮纸的，摸起来粗糙又厚实，上面用翠绿色的墨水写着地址：

伦敦

圣艾瑟尔孤儿院

二楼走廊尽头·小卧室

朱莉·简小姐收

朱莉看着“二楼走廊尽头·小卧室”，心扑扑直跳。这个地址写得太反常了，朱莉写过信，也收过信，她从来没见到哪封信的地址会详细到写出收件人住哪个房间。

猫头鹰催了一声，朱莉拆开信封。里面折着一张羊皮纸，同样的翠绿色墨水，字迹细长，带着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圆润弧度。她从头到尾读了一遍。

读完第一段，她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读完第二段，她的眉头松开了。

原来是这样。

她把房门锁起来，坐在床上。不是激动，不是狂喜，不是恐惧，而是一种释然。

她知道自己有些地方和别人不大一样。偶尔，她能听到动物们说话，听懂他们的语言。五岁那年，她在院子里和一只麻雀说话，一个女孩看见了，跑去告诉院长，说她是“怪胎”。有时，她能感受到植物的心情，摸到一片叶子的时候，她能感觉到它是渴了还是晒够了，是长得开心还是被虫子咬得难受。有时候情绪过分激动，她手上会冒出火星，冬天最冷的时候，她把自己裹在被子里，想着“要是能暖和点就好了”，然后被窝就会真的温暖起来。